校园恶性事件频发 谁欠孩子一个道歉 现在最害怕的是什么？“我们最害怕被‘咔嚓’掉！”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女孩，晃着长长的马尾辫，伸手在自己的脖子上比划了一下。对不起，孩子！这世界咋被爸妈整成了这样！眼看着恶魔举刀奔你，爸妈却梦魇一样迈不开脚。嚎啕复嚎啕，跺脚再跺脚—— 一次次，一批批，童血，太稠太黏，恶魔却乜着眼、眨眨眼轻快地滑行……
对不起，孩子！他，原本和爸妈一样，什么都要“最好”、“第一”，欲望被旺旺地煽起，又被社会高高抛下……也许有人伤害他，也许伤得咬牙切齿，但怎么可以因为胆小，不敢面对施虐的，却拔刀向更弱更无辜的？！
对不起，孩子！营救时间已过，程序升级了，老鹰捉老鸡，老鸡杀小鸡，看客笑嘻嘻。
童血，太稠太黏
——不再是游戏！
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！这世界咋被爸妈整成了这样！天，早不给你们蓝的了，地，也都上了药；水，早已把人间脏物越洗越脏。 而今，连你们的命，都朝夕难保！
对不起，却还要你们做个好孩子！对不起，孩子！对不起，忏悔时间已过，童话已经改版：“凶手对着全班孩子的眼睛、头部一个一个地捅，刀刀都在颈部以上……孩子们没有眼泪，只有恐惧，无尽的恐惧……”
决东海之水难洗爸妈这一代的羞辱，罄南山之竹难书爸妈这一代的忏悔——对不起啊，孩子！对不起！让你们蒙难的不是社会的动荡，而是我们的失败！
别再让孩子为我们的过错埋单“那些花季的孩子，那些稚嫩的生命，为何一次次成为行凶者砧板上的鱼肉？在淋漓的鲜血面前，让孩子免于成为无辜受害者的恐惧，是遥不可及的梦想？这些刚刚长出嫩芽的生命，在为成人世界中的罪恶埋单。孩子，这是我们的过错，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儿童节，请接受我们的道歉。
儿童文学作家
郑渊洁这次写的不是童话，是歌词。
“亲爱的爸爸妈妈，我上学去啦。希望这不是永别，我要活着回家。亲爱的老师校长，我来上学啦。您不能让坏人碰我，我要活着回家。亲爱的叔叔阿姨，我在上学啊。您有不满×××我要活着回家！”没什么比孩子的苦难更触痛我们，没什么比孩子的安危更揪人心。在江苏泰兴血案后，著名童话作家郑渊洁为这些一连串的校园惨案写了这样一首词——《我要活着回家》。
“远方的人与我们有关。”如果你有鲁迅的这种精神，你一定会清晰地记得，4月28日，福建南平小学生血案杀人凶犯郑民生被枪决，那一起惨案里，死亡9人、受伤4人。
郑民生的弑童案就像一个噩梦的开端，似乎成了那些雷同血案的导火索，模仿者们看到的是一种报复社会的手段——拿最没有抵抗力的孩子下手，或者说，选择社会最脆弱的地方报复社会。
对于郑民生的处置，“从重从快”的好处显而易见，疮疤可以很快被掩盖起来。在从不缺乏谈资的现代社会，一度笼罩在校园惨案上的血色和恐惧无疑将很快变得模糊不清。
然而，“从重从快”并没有阻止类似事件一再发生。郑民生伏法后的24个小时里，广东雷州和江苏泰兴一下子又冒出两个“郑民生”。难怪有网友感叹——他还魂也太快了。
他们，似乎把郑民生作为了榜样，以最恶毒的方式和这个世界道别。
在不惧试法的郑民生们身上，暴露出的不止是学校管理的脆弱、心理变态的疯狂，还让我们隐约看到了一种恶性循环的端倪。
与疮疤一起被掩盖的，还有郑民生们的诸多特性。人到中年，事业失败、婚姻失败、家庭失和、人际关系紧张、报复幼儿等无辜弱小者……对照前后数起事件，诸多因素惊人相似。
对校园的杀戮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开脱。无论受到何等挫折、不幸、不公，都不能成为滥杀无辜的理由。然而，当效仿者接连而起，当校园血案被一再复制时，除了要求严惩作恶者的愤怒，我们是否需要更多的反思？
“那些花季的孩子，那些稚嫩的生命，为何一次次成为行凶者砧板上的鱼肉？在淋漓的鲜血面前，让孩子免于成为无辜受害者的恐惧，是遥不可及的梦想？这些刚刚长出嫩芽的生命，在为成人世界的罪恶埋单。
孩子，请接受我们的道歉。 ”
惨案发生后，有些部门还在推责在4月28日的雷州一案中，陈康炳在下午3时左右的上课时间，携带藏有60厘米长刀的背包，乘坐两轮摩托至校门口下车，堂而皇之进入当地重点小学校园，未遇任何阻拦，到达教学楼五楼五年级(7)班教室。他持刀砍伤15名学生和1名男性美术教师。
在事件中，保安连最基本的入门登记手续都未履行。
同样，在4月29日的泰兴一案中，31人被砍伤。如果侧门按规定上锁，凶手徐玉元或许也难轻易进入。
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个刚刚开始人生的鲜活生命，都有一个个充满期待的家庭。
但惨剧仍难阻止。4月30日，在徐玉元被批捕的当天，因征地拆迁纠纷心怀不满的山东省潍坊市尚庄村村民王永来，骑摩托车强行闯入尚庄小学，用铁锤打伤5名学前班学生，随后将汽油浇在自己身上，并抱住2名学生点燃。学校老师奋力将学生抢出，王永来则被当场烧死。
一周后，血案再度发生。5月12日，富裕的农村商人吴焕明手持菜刀，冲进陕西省南郑县圣水镇林场村一家私立幼儿园，造成9死11伤。这已是50天来连续发生的第六起校园惨案。
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校园安保问题，终在经过30年断断续续的热议后，在2010年全国连续6起惊天校园惨案的血泊之中上升到“国家高度”。
“打”和“防”是这场运动的关键词。国务委员、公安部部长孟建柱称：“打得犯罪分子不敢对孩子下手，防得犯罪分子不能对孩子下手！”
对此，资深媒体人程鹤麟称：“我很感动。但我觉得关键还是防，因为那些杀童的王八蛋根本也不想活了。”
问题是，这种运动式的严打能坚持多久？因为这场运动需要铜墙铁壁式的安保、充足的警力、雄厚的财力。
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，2004年的4月到10月，在北京、江苏以及湖南等地，先后发生了至少7起的校园凶案，100多名未成年学生死伤。然而，校园伤害案势头被遏之后的数年间，各地公安机关和各学校，逐渐在平静之中再次放松了警惕，直到新的悲剧刺激。
南平惨案发生之后，恰恰还有一些部门在推责。有人就说，责任不在教育主管部门，有的说公安部门管不过来，有的人说责任不能归学校，还有的说家长也有责任，有的还说社会也有责任。
这样的推来推去，最终就把孩子的安全推在脑后，推在了悬崖边上，最终把政府的安保责任推在脑后。
在泰兴惨案发生后，有网友建议“把政府和幼儿园的安保力量对调一下”。
年届不惑的失意者们《新京报》记者孔璞用郁达夫笔下“零余者”的形象来描述郑民生，“袋里无钱，心头多恨”，“过着无聊的日子”。内心变异和丧心病狂只是犯罪的一个因素，另一个因素便是对社会的仇视心理和被抛弃的孤独感。
通观此前媒体的报道，除广西合浦凶杀案犯有精神病史外，其他人均无精神病，但他们有另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他们都是所谓的“失意者”或正在经历挫折的人。
福建的郑民生曾是一名社区诊所医生，这个42岁的未婚医生，于去年辞职后，一直处于待业状况。他做了18年的外科医生，和哥哥一家三口、80岁的老父亲在61平方米的房子里住了20年。从1990年住进楼里起，基本上是夏天住走廊，冬天住客厅。
雷州的陈康炳是一名教师，33岁时查出乙肝，病休。他得了乙肝后，学校同事都不愿与他一起吃饭或说话，更糟糕的是，陈康炳此前有一位女友，在他病休后两人也不欢而散。
泰兴凶案的制造者徐玉元，今年47岁，无业。他原在当地一家保险公司工作，于2001年被单位辞退，此前还曾从事过违法传销活动。
那些惊人案件中的凶徒，有失业的，有久病的，有被拆迁的……多数性格偏执或近于偏执，往往只是一时不能自我化解心中块垒，便心起报复社会之念，而且只敢将屠刀伸向比他们更为柔弱的生命。
作为离职医生的郑民生和作为乡村教师的雷州血案凶犯，无疑属于社会的边缘人群，当他的怨愤需要无辜者来埋单时，这种“无差别杀人”的恐惧就势必加剧人们彼此防范的心理，也必然增大社会群体间的裂痕。
可以说这是社会转型期的代价之一吗——这样的代价过于沉重。
郑民生们由普通失意者骤变为杀人恶魔，折射出积存已久的社会危机：40、50人员的就业问题；弱肉强食的价值观对人性的扭曲；底层百姓情绪无法疏导而积聚起来的社会戾气等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两个月内的第五件校园惨案(“陕西汉中案”)发生的次日通过凤凰卫视讲话，表示要正视事件的根源，在加强治安措施之外，探讨“一些深层次的原因”。
南平血案爆发后，一位中年妇女向正在医院探视伤者的南平市市委书记喊冤，因她年仅8岁的女儿遭歹人强暴，案犯至今仍未得到相应的惩处，她请求政府严处犯罪嫌疑人。工作人员当即上前将其架开，令其去相关部门申诉——假如相关部门能够尽快解决问题，相信这位女士就不必行此下策——喊冤，此女高喊：
“我女儿的冤屈得不到伸张，如果你们不管，我也会去杀人！”
原来，第二个郑民生的诞生就是这么简单。社会的秩序与理性的建立，来自每个人的权利能够得到救济，尊严能够得到保障，不管这个人是平凡还是出众，也不管这个人是卑微还是权贵。
减小贫富差距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、健全社区心理干预、实现权利诉求自由表达，这些工作应该主要由政府承担。
“每个人都是体制”我们需要思考的是，郑民生们的病态和仇恨是如何炼成的？在社会转型期，如何关照郑民生这样的社会边缘人？而一旦与郑民生处于相似境地时，我们又如何自处？
作为社会的一分子，我们既是郑民生们所制造惨案的受害者，同时也是制造郑民生们的整个社会的参与者，我们甚至可能自己就是郑民生。
专栏作家连岳在《我们都是体制》里说：“在层出不穷的悲剧里，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这是体制的问题。你忘了，我们自己就是体制的一部分。”
郑民生在庭审中反复强调，觉得一切悲剧的肇始都是“社会的冷漠”；当十余名学生的血滴溅落在刀口之时，他也觉得不后悔。
郑向警方供认，作案动机是周围的人都看不起他，家里也穷，女友迟迟不肯跟他结婚。这样40多岁的男人，事业、婚姻都无成，房子也没有，又没有人给他温暖。
但现在的问题是，谁来关心像郑民生这样的人？到底是郑民生抛弃了社会，还是社会抛弃了郑民生？
当全社会以财富为单一的成功标准时，没有财富就无从谈事业的成功、家庭和婚姻的幸福以及个人的身份地位。当这种价值观以种种物化的标准，譬如房子、车子以及现实婚姻和他人评价等横亘在郑民生面前时，他显得如此地多余和不堪。
弱肉强食成为一种价值观。每一个人既是这种社会氛围的制造者，也是受害者。在这样的价值观下，感到被“抛弃”了的郑民生，没有想着通过努力再找一个女朋友，而是念念不忘自己的失败，并最终选择了向更弱者泄愤。
然而，我们是不是也需要自省：
郑民生们将自己的不幸归罪于社会和他人，但我们是否也常常将种种失意的原因轻易从自身撇清，简单代之以社会不公？
郑民生们时常病态地怀疑周围人对自己图谋不轨，而我们又何尝不是经常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度人？
当这种情绪泛滥时，郑民生们是否就有了一再诞生的土壤？
社会学家于建嵘由此感慨：反社会人格背后是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崩溃。我们修了很多高楼大厦、高速铁路，但我们没有建好一个心灵的通道。
这种失范的社会心态引人担忧。当人们面对困境时，不能通过自我的努力对人生担当，弱者又该如何免于被欺侮蔑视、被抛弃的恐惧，我们又该如何免于血案恶性示范的恐惧呢？
憎恨是暴力的近邻，只能
呼唤良心的力量，呼唤人道和爱，它至少可以使我们暂时免于恐惧.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