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黑社会组织十年一变
我国法律一直对“黑社会组织”讳莫如深，而是称为“黑社会性质组织”。不承认存在黑社会，而称为“黑社会性质”，但实际上是存在的。自新中国政府消灭旧的帮会以后，1982年，深圳首次在正式政府文件中使用“黑社会”一词，时间过去二十多年，黑社会组织在不断“进化”。直到2000年12月，中央首次部署“打黑除恶”专项斗争之后，最高法院规定出“黑社会性质的组织”应具备四项特征，简单说就是：组织结构紧密，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，国家工作人员提供非法保护，以暴力为后盾。
通过经济上的诱惑和村委会的“民主选举”达到对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控制，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特征。农村改革开放后，有一批“经济能人”因拥有了金钱的支配权而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变得突出。加上社会发展不公平的副作用，造成许多下阶层百姓生活困苦，最后铤而走险加入黑社会，使黑帮不断壮大。据新华社下属的《瞭望》周刊报道，无业或劳教释放等人员是当前黑社会集团的中坚分子，中国黑社会成员至少有一百万人，中国已进入黑社会犯罪高发期。
目前，基层政权的黑社会化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。最近一两年发生的一系列群体事件，表明基层地区，官民矛盾已经到达一触即发的境地。国际知名政治学者郑永年曾在《南风窗》撰文称：“1990年代经济改革中‘抓大放小’，小企业都是县市级的企业，大的都是中央级的企业，在抓大放小的过程中，县市企业都放开了，部分县域产生了恶性的私有化和民营化，甚至导致黑社会化。”
黑社会正蔓延至中层政治领域
2009年，以重庆为首的地方政府对黑社会组织的整治成为年度热点新闻，重庆市公安局一举抓获了文强、黎强、陈明亮等多名纵深于政界商界的黑恶势力头目。这些重要地方官员和知名企业人士的涉黑亦在表明，目前黑恶势力对政治领域的渗透已经不仅停留于基层组织，甚至有向中层政治领域甚至更高领域渗透的苗头，显示出黑社会组织与政治腐败之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紧密了。
这些黑社会组织发展的一条重要轨迹，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非但不排斥体制内的政治权力。相反，他们无不积极向体制内渗透，在政治权力的庇护之下，让他们的犯罪行为得以掩盖，乃至“合法化”。前几年，辽宁沈阳的刘涌集团案，更是很典型的让我们看到，权力寻租渐渐成为中国黑社会组织成长的政治基础。当年刘涌被捕的时候有这样一句嚣张至极的雷人话：“我走到哪都愿意带警察，他们身上有枪，有安全感。”国家公器沦落为黑社会老大的家丁，真是让人唏嘘不已。
黑社会中崇尚暴力、唯我独尊、江湖义气、及时行乐的黑社会文化，已经成为一些涉黑官员的亚文化。在这样的亚文化氛围之下，一方面，黑社会组织积极向基层政权渗透，在政治保护伞下庇荫纳凉；另一方面，某些基层官员为了寻租，主动向黑社会组织靠拢。两者合谋的直接后果便是，暴力转身为权力，公器沦落为私刑。